1999年2月14日，情人节，除夕前一天。 天津，一栋居民楼的23楼。 一个27岁的女人，从窗口坠落。 她最后喊出的那个字，是”妈妈"。 五年前，她还站在春晚舞台上，一首《说唱脸谱》唱得全国沸腾。 五年之后，她没了。 谢津1971年5月11日生于天津。 这个城市出歌手。 但出她这样的，不多见。 她妈妈颜永丽是音乐人，写过《津城，我心中的明星》。 家里不缺音乐，谢津从小就泡在这个氛围里，耳朵比同龄孩子灵，声带也比别人结实。 15岁那年，她拿着一首《草帽歌》去参加天津市"希望杯"歌手大赛。 通俗唱法，第二名。 放在现在，第二名可能意味着被遗忘。 但那是1986年，一个15岁的孩子，站上比赛台，声音压住一群大人——这件事本身，就够让圈子里的人记住她了。 1987年、1988年，她先后发了两张专辑——《摇荡的歌》《劲歌女侠》。 在盒带还是主流的年代，这已经不是普通少女能做到的事。 1988年，颜永丽带着她去北京。 母女俩的关系，从来不只是"妈妈和女儿"。 颜永丽是谢津的经纪人、行程管家、财务掌控者，也是她几乎所有社交关系的过滤器。 谢津后来对媒体说过一句话，很多人记得："妈妈不跟着我，我在不熟的人面前都不会说话。" 这句话当时被当成"乖巧懂事"来解读。 但现在回头看，它藏着另一层意思。 一个在舞台上能抛出满贯音色的人，私下里，连说话都需要妈妈站在旁边——这不是依赖，这是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，从来没有学会独立面对世界。 1990年，亚运晚会，她唱了《亚运之光》。 那英、毛阿敏都在同一场演出里。 媒体报道里，她们的名字开始并排出现。 谢津进入了这个圈子真正的核心视野。 1992年，首届《中国风》赴港演出。 在香港，她被谭咏麟和刘德华投资的艺能动音公司签下。 那是华语流行乐的黄金时代，能被这两个名字背书，意味着什么——不用解释。 1993年，谢津转签华纳唱片。 这一步，放在当时的中国内地，是破格的。 内地歌手签海外公司，谢津是最早一批之一。 华纳给她投了80万元人民币——1993年的80万，制作班底由香港音乐人伦永亮领衔，香港华纳出版，中唱上海引进发行。 公司押宝押得很重。 1993年9月，央视建台35周年台庆晚会。 谢津站上去，唱了一首《说唱脸谱》。 这首歌的词是阎肃写的，曲是姚明作的。 京剧的腔调，流行的节奏，两种东西撞在一起，谁也没想到撞出这么好听的效果。 谢津把这首歌唱活了。 她的声音有一种很少见的质感——磁实、有野性，但不是野蛮那种，是有控制的张扬。 乐评人金兆钧后来说，谢津"在80年代中期被看作最有希望的实力歌手"，"歌声条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"。 这话不是客套。 台庆一过，她的名字在行业里火起来了。 然后是199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。 那时候，上春晚是什么概念——不是现在的"流量导流"，不是综艺资源的一个选项。 1994年的春晚，就是全国唯一的那个舞台，几亿人守着电视看，没有第二个选择。 谢津上去了，还是《说唱脸谱》。 一唱完，她就红了。 整个1994年初，她是最被圈内外瞩目的年轻女歌手之一。 赴上海做专辑宣传，随行阵容里包括华纳国内部总经理、新乐总经理，还有曾经给邓丽君做过经纪人的管伟华。 公司把她当最重要的牌在打。 那时候的谢津，是那英、毛阿敏、杭天琪那一代人里最被看好的声音之一。 没有人料到，接下来的事。 1994年，南京。 一场校园演出。 舞台上，音响出了严重问题。 设备故障，效果砸掉，整个演出在混乱里推进。 谢津站在台上，声音传不出去，或者传出去的是失真的噪音——这对一个歌手来说，是极度折磨的处境。 她认定，是调音师蓄意搞的。 下了台，她找过去，打了一记耳光。 被打的人，坐在调音台旁边。 他的具体身份，在1999年的原始报道里有不同说法——有说是"管谢津的天津公司经理"，有说是"公司随行人员"。 网络上流传的"华纳高层"、"股东亲属"这些版本，在当年的一手报道里找不到依据。 但有一点不存在争议：这一巴掌，打在了不该打的人身上。 事情传出去了。 谢津选择起诉，告对方侵犯名誉权。 1994年8月31日，正式提起诉讼。 官司后来打赢了。 但是，赢了又怎样呢？ 光明网1999年转载的《生活时报》报道里，有一句话说得很直接："官司后来好像是打赢了，封杀也解除了。然而谢津却失去了向上的势头，一沉寂就是五年。" 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区别，值得说清楚。 "官方封杀"和"行业冷遇"，是两回事。 后者什么都不需要——行业里的人彼此心照不宣，这个人"僵了"，没有公司想接这个烫手山芋。 谢津赢了法律，但输在了那张看不见的网里。 1995年，她还上了一次春晚，参与了歌舞节目《你想看什么》。 但之后，她就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公众视野里了。 1997年，香港回归，百位明星合唱《1997永恒的爱》，谢津唱了第二句——第一句是那英。 排位说明她还没被乐坛彻底除名